陈美林:追念卅年代老作家王西彦教授- 浙大校友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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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陈美林:追念卅年代老作家王西彦教授

                                             
             
    王西彦老师是三十年代初就发表创作的老作家,八十年代被选为上海作协副主席。曾在湖南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授,1951年春应聘来浙江大学,执教两年后于1953年春调往上海华东文联任专职作家。在浙大执教时,笔者曾受业于西彦老师。与老师分别近四分之一世纪后,于七十年代后期又得与西彦师及师母周雯先生于南京相聚,师生愉悦非常。如今垂暮之年,回忆往昔所受教益,犹令我感念。

 

    笔者于1950年秋考入浙江大学,西彦先生1951年春来浙大工作时,我正是一年级下学期的学生。当年浙大中文系名师众多,但大都开设国学类专门课程,中国中国现代文学及外国文学课程的师资则阙如。在同学强烈要求下,学校便多处罗致人才,1951年先后聘来王西彦、孙席珍二位先生分任现代文学和外国文学课程的讲授。

    西彦师先为我们一年级开设写作课,当我们升入二年级时,又为我们开设中国现代文学课,西彦先生不但是著名作家,而且是多产作家。讲课中,不但引用中国著名作家的名作,而且也大量引用国外特别是俄罗斯作家如果戈里、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契诃夫乃至高尔基的名作,扩大了我们的视野。西彦师还特别看重写作实践,要求我们多多动笔。同学们所交的作业中偶有佳作,常得到他的称赞,并提出意见,要求进一步修改,达到发表水平,便推荐到有关刊物。有一位同学来自农村,写了一篇农村生活的短篇,受到西彦师的青睐,嘱其认真修改后,便推荐发表了。二十余年后,西彦师有机会与这位同学再相晤,得知在其所从事的专业研究中无可称道的成绩,便不客气地批评“你这几十年做了啥?”也不管这位同学的妻儿正在身边,毫不假以辞色。当然,与从前任教时比较起来,虽然言辞之犀利不减当年,但语气要委婉得多。犹记当年一位同学的习作,西彦师很不满意,将其叫到办公室来训斥一通,掷还其作业,令其重新写过。据夏承焘老师《天风阁学词日记》1951年4月24日所记(以下凡引用此书,只称《日记》),夏师召集有关老师研究基本国文及写作实习的教学工作,西彦师就提出“学生好高骛远,望不劳而获”。在日常教学工作中,为了纠正同学这种不良学风,西彦师要求十分严格,做出成绩,便予首肯、扶持;屡无成绩,便予批评、促其努力,毫不姑息。当年,浙大本科生入学也要进行面试,由系主任及几位任课老师主持,笔者参加面试考试(1950年9月2日),西彦师尚未来浙大,而1951级新生入学时,9月27日进行面试,由系主任与几位老师主持,而“西彦问话最多”,引起夏师注意,便在该日记中特别提及。

    西彦师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对自己同样严格。听他讲课,只要认真做笔记,课后温习便会发现原来是一篇完整的论文,不久便会在相应刊物上刊出。但西彦师对自己的成绩从不自满,而是感到不足。一次讲课之余,不禁喟然叹道:“我虽然写了不少作品,但能留下来么?多少文人的名字都从历史上消失了。能在文学史上留下一个名字,也就不容易了!”此言给我的印象极深,至今仍不时想起。清人赵翼有言“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如今社会发展极其快速,学术研究人才包括文学创作人才不断涌现,成果(包括文学研究和创作)日新月异,能在“数十年”内不被人忘记已非易事,岂能轻易断言“数百年”!西彦师当年的感叹,正促我不断努力向前!

 

    在不断开展的政治运动中,与西彦师有更多的接触,从而有了更多的了解。1950年寒假前夕,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要求浙大中文系师生前往嘉兴参观土改运动。12月28日,由系主任郑奠(石君)教授率领,包括教师沙孟海、夏承焘、徐声越等以及一年级学生十余人前去嘉兴县王店区真西乡,半月后于1951年1月12日晚返杭。其时,西彦师尚未来浙大,嘉兴之行自不可能有他参加。但在1951年秋季开学不久,华东教育部要求国立大学文法学院师生均须参加一期土改,于是浙大文学院师生一百零几人便在文学院院长陈立率领下于10月7日赴皖北五河县五北区参加土改,西彦师于是年春便已就聘浙大,此行自必参加。历时三个月,于12月21日返回杭州。不久,浙江率先进行院系调整,浙大文学院与之江大学文理学院合并组建浙江师范学院(1958年改为杭州大学,1998年又并回浙江大学)。新学院组建不久,1952年2月9日起展开“三反”运动,历时三个月,至5月底方结束。接着从5月30日起进行思想改造运动,又历经三个月,至8月底告一段落。这些运动,师生都一起参加,概不能免。

    前往皖北土改前,在学校就开始动员,学习文件。其中一次就是请王西彦先生报告土改工作经验,从此知道西彦师在湘西老区参加过土改;正因为他有这一段经历,便参与了大队部的领导工作。浙大师生一百零几人分成七个组,每组有师生十余人,再配合当地干部十余人,负责一个乡的土改工作,七个组中有六个组组长由当地干部担任,浙大出一名副组长;唯独负责訾湖乡工作的第四组,却由区指导员决定由当时非党非团的笔者为正组长,当地干部任副职,说是作为培养知识分子干部的试验。本组中有浙大老师夏承焘、薛声震、管佩韦等,同学有柴崇茵、马娟尚、姚吉昌等。既然作为组长,不但要向区指导员汇报工作,也得向大队部反映浙大师生情况,这就与西彦师有了更多的接触。

    至于对西彦师个人情况的了解,那还是在返校后开展的“三反”及“思想改造”运动中。当时领导指定一些学生参加老师的学习,笔者为其中之一。在学习一段落后,每位老师要检查交代,然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最后给每位老师做出小结。而检查交代又是由领导带头,然后是一般教师。在中文系,就由新组建的浙江师院中文系主任王西彦老师,以及原浙大中文系主任郑奠老师、之江系主任王焕镳老师三位先行检查。从这些活动中了解到一些老师的基本情况。

    西彦师是浙江义乌人,1914年出生,来浙江大学工作时还不到四十岁。在家乡读小学,中学是在杭州学习的,1933年去北平读中国大学。在杭州读中学时便开始练习创作,到北平读大学时更是不断写作,由于发表作品而认识了沈从文,并受到其教益多多。“一二九”运动后,曾参与谷牧等人组织的北平文艺青年抗日救国协会工作。从国学系毕业后,正值“七·七”事变,便回到故乡浙江,一度在温州师范任国文教员。1938年去武汉参加党领导的战地服务团工作。其后,又积极为进步报刊撰稿,参与编辑工作,宣传抗日,1948年参加民盟。1949年解放初,曾任长沙文联副主席、中南区文联筹委会副主任。1951年春应浙江大学之聘回到故乡工作,分外高兴,全身心地投入教学,并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各项运动。

    在各项运动中,西彦师勇于参与,也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如对在皖北土改时的领队陈立教授,不顾忌其为院长,对其工作颇多批评,直责其“不负责”。这一批评颇得同时参加土改的师生赞同,夏承焘老师赞之为“直心快口”(《日记》1951.12.26)。不仅如此,即令与其相处“投缘”之人,也能展开批评,如说夏师有“宗派作风”(《日记》1952.6.30),对瞿禅先生的治学也提出建议,希望瞿先生“引古人文句,不应忽略其历史时代环境;治学论人,应掌握其整个思想情况”(《日记》1952.7.25)。被批评者,皆知西彦师言辞虽明快,而心地全为人好,所以不以为忤,相处依旧融洽无间。但西彦师此种心直口快的性格,岂能见容于别有用心的小人,在“文革”期间,自然受到“四人帮”爪牙的嫉恨而遭到严重迫害。

 

    1952年秋,西彦师被派往朝鲜慰问志愿军,三个月后返国时已是寒假临近,开学后不久即被调往上海华东文联任专职作家。 1953年2月赴任。临行前夕,交我去派出所代办户口迁移。户籍员接过户口簿,朝我看了几眼,便问:“你就是王西彦么?”我答曰:“我是王西彦老师的学生。”他便说:“这就对了,你也不像四十岁的人嘛!”由此我记得1953年王师正当不惑之年。从此一别,直到七十年代方始重见。

    “文革”初期,夏承焘老师是杭州大学首批抛出的反动学术权威,而王西彦师则在沪上成为首批被点名批评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瞿禅师较早地被“冷处理”,1972年即因病告长假在家休养;1974年秋写信给词友唐圭璋先生找到笔者,随即恢复了联系,除告诉我现在无事时常去龙游路沙孟海老师府上闲谈,又经常告诉我当年其他老师的一些情况,如1976年秋告我西彦师已获“解放”,现暂时挂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等等。我乃先后与沙师、王师等恢复了通讯联系。西彦师于1976年12月7日来信,首先说因长期关押,宿疾复发,“许久未去出版社,你十月二十七日信是今天转到的,你可相像,读到你的信,我十分高兴”。信末说“我的工作算是派在出版社,其实每周只去一两个半天学习”,让我今后去信寄“复兴西路”他的家中。

    不久,西彦师表示多年未离开上海近日想到南京走走,叮嘱我此行纯然是私人活动,切不可惊扰有关部门,只让我为其安排一下。终于在1977年暮春,与西彦师及师母周雯在南京相聚。西彦师心情十分愉悦他告诉我在家乡读初中时即喜爱读文学作品,如《三国》、《水浒》等古代小说,也喜爱同是浙东的作家鲁迅的作品;在杭州读高中时,又喜欢外国特别是俄罗斯的作家作品。读得多了,便也动手写起来,在杭州时写了一篇习作《残梦》,居然在1931年南京出版的一个刊物上刊出,从此便开始了自己的创作生涯。这次来游南京,自然回忆起少年时代的生活。

    在南京,除了到舍间便饭外,还领略我工作的校园景色,大部分时间是他们夫妇同游,个别景点则由我陪同。在游览白鹭洲时,周雯师母还为西彦师与我拍了一张合影。西彦师在南京亦有一些文友,但很少去拜访,只带我去过住在中央路上的陈白尘府上拜访。当年陈先生在南京大学任教,西彦师离开南京后,我也未再去过陈府。倒是西彦师1979年1月12日来信告诉我,在上海文联举行的叶以群同志追悼会上,“见到白尘同志,并约他在我们家里吃了便饭”。
                            

    在陪同游览时,自然也问起西彦师在“文革”中的遭遇。他告诉我早在1966年6月就被宣布为“专政对象”,是因为六十年代初写了一篇散文《湖上》,文中引用了浙东俗谚“民心若不顺,皇帝下龙运”,便被上海的“文痞”们抓住,说他别有所指,乃被认定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既然成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当然便被扣工资、抄家、游街、挨打,还被赶出家门,与巴金、魏金枝、师陀、孔罗荪、吴强等六人,关押在很小的一个房间。由于始终不认罪,“文痞”们欲将其进一步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尚未及定案,“四人帮”即被打倒,西彦师方始“解放”。西彦师在三十年代的文艺战士,一直追 求进步。这样的老作家却被“四人帮”加上种种罪名,予以打倒!真是妖魔横行,不可理喻。值得庆幸的是乌云终于散去,新时代已经来临,西彦师又全身心地投入创作,只是创造力最旺盛的十年却被生生扼杀,令人惋惜。

 

    创作勤奋的西彦师,即使在被关押的十年中,也未曾全然放弃研究和创作。在1977年1月10日给我的信中说,“在沉重的精神压力下,借到一部《红楼梦》,就陆续写些笔记”,“整理成一篇篇文章,这样就好像可以编为一本书了。我靠边九年零两个月,倒有一半时间花在这上面”,信中还希望我为他搜集一些有关《红楼梦》以及清史资料。西彦师在信中说“自然,我的意愿是写一部批判解放战争时期民主个人主义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文化大革命前已写成三分之一初稿,但什么时候能专心写它,还很难说”。

    天遂人愿,“四人帮”终于倒台,西彦师又创作了许多散文、小说。手边就有西彦师于1980年3月题赠的《王西彦近作》,是1979年12月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近作丛书”中的一种,该丛书收入郭沫若、巴金、茅盾等名家在粉碎“四人帮”后的新作。1981年8月题赠的《书与生活》则是西彦师长年读书笔记的结集,由花城出版社出版。1980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西彦散文选》,则是笔者与出版社谈及的事。1977年12月3日西彦师信中曾说及“江苏人民出版社陈乃祥同志曾来信,说是从你处知道地址的,他要我给他们编写书稿,你见到他时,代致意。”总之,在从“牛棚”中出来后,西彦师爆发了新一轮的创作高潮,终其一生,创作了一百多部短篇、十余部中长篇,以及大量的散文和理论文章,著名者有“追梦”三部曲:《古星》、《神的失落》、《寻梦者》,以及反映农村妇女命运的《村野的爱》、《微贱的人》,以及理论著作《唱赞歌的时代》、《论阿Q和他的悲剧》等等。1999年去世的前一年,上海作协等单位还曾于1998年举行王西彦创作65周年讨论会。他的创作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宝库之一,后人是不会忘记他的。

    除了创作以外,从“牛棚”出来以后,西彦师还做了许多有益的社会工作。在八十年代终于参加了中共,作为上海作协副主席,率团出访,频繁地接待海外作家、学者的访问,国内各地邀请也不断,如1981年曾“和高晓声、陆文夫两位同志去连云港访问,因在南京只住了一晚,无暇去看你”(1981年6月27日来信)。到九十年代,江苏省作协评审高级职称,两度聘笔者为评委,1993年太湖开评那次是由陆文夫任主任,1995年在南京评审时主任为高晓声,高晓声还数次来舍间,我们都谈及西彦先生江苏之行。八九十年代,笔者除本职工作外,出外参加学术会议、讲学、主持论文答辩等活动也颇多,曾借去沪机会去复兴西路拜见西彦师,但彼此都很繁忙,相聚一次也殊为不易。

 

    西彦师“解放”以后,对笔者的研究十分关注。在1977年2月3日来信中就说我在1976年发表的论《水浒》和杜甫的文章,他在刊物上见到,“写得都很好”,让我再寄几篇文字给他看看,我照办了。3月16日就收到他的信,说“过去我未读过你写的文章,最近读了几篇,很为你高兴。做学问,一般总是先作较为广泛的涉猎,然后进入专精,希望你能做出很好的成绩”。因为寄给西彦师的几篇文章,既有唐宋文学方面,又有明清文学方面;既有谈诗文的,也有论戏曲小说的,所以引发了西彦师要重视专、博的意见。我也注意到点与面、也即是专与博的问题。在西彦师提出这一问题后,更引起我的重视。在2006年10期《文艺研究》对我的长篇访谈中还专门回顾了我的治学经历。我乃复信告诉西彦师,五十年代后期在江苏师院(今之苏州大学)任教时,由于钱仲联先生的安排,让我重点讲授戏曲和小说,当年还为中华书局撰写了《李玉和<清忠谱>》,戏曲研究就成为重点。近年又为江苏人民出版社作《杜甫诗选析》,只是尚未见书(八十年代初,二书终于出版,寄赠西彦师,他在1981年6月27日的信中说“接到你题赠的《杜诗选析》和《李玉和<清忠谱>》二书,非常高兴,这是你多年埋头研究的成绩,值得庆贺”)。七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我所在的学校南京师院整理《儒林外史》,当时领导组成老、中、青结合的四人小组负责,当我执笔的“前言”被出版社通过后,即被调出小组,“前言”落入他人之手。但我个人的研究并未中断,这就成为我所“专”的课题之一,并将新近写成的几篇选出业已发表的《吴敬梓身世三考》一文寄给西彦师,请他代询出版社是否可以出版这类选题的著作,1977年7月23日便来信说“《三考》刚读完,写得很不错”,并表示即向社里询问。一周后在8月1日就收到出版社“沪版77古字252号”的约稿信,约我撰写《吴敬梓研究》。我乃将此信息及时函告西彦师,8月6日给我回信说,“他们是先看了《三考》才给你写信的,他们希望你能把《研究》中所收文章,早日完稿,直接寄去就行。从《三考》看,这部研究定能受到欢迎”。此后出版社就直接与我联系,当我得知《吴敬梓研究》已经过三审于1983年秋发排后,便函告西彦师,他在1983年12月16日来信说“等着拜读尊著《吴敬梓研究》”。1984年8月,一得到样书,便给西彦师寄去,他十分高兴。不久,吴敬梓逝世230周年学术讨论会于11月初在南京召开,全国各地学者一百余人与会。此书作为会议赠书,受到学术界的认可和好评,也为笔者从事这一专题研究的后续之作,如《吴敬梓评传》、《新批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人物论》、《<儒林外史>研究史》等等铺垫了基础。而这一切,均是早年受到西彦师的助益而致,令笔者难以忘却,也不能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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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陈美林,男,1932年生于南京。1950年考入浙江大学中文系。曾任南京师范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校务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被国内数所重点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出版著作四十余种,发表论文三百余篇,其《吴敬梓研究》、《吴敬梓评传》等著作多次获得省部级一、二等奖。曾运用传统形式四次批评《儒林外史》并先后出版。整理或改写的古代戏曲,出版了多种中英文对照本,还被译成英、法、德文本在海外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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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 2016-10-14 22:54:43 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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