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平乱世求学路 人生百年求是魂——记浙江大学机械系1945届校友李树华

发布:2018-01-30 10:55:54  作者:耿雯(2007届中文系)

  1920年,当李树华出生的时候,中国仍是一团乱局,1926年,李树华还是个孩子的时候,随做教师的父母去了南昌,1937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危机四伏中南昌城终于再也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他告别父母,独自启程,前往贵州投奔哥哥,期望在相对安宁的后方继续读书。“我十七岁,离家时只带了一个旧箱子,先辗转到长沙落脚,又一路拦车搭车走了四五天,才到了贵阳。”
  少壮努力,浙大是他一生的印记
  彼时战争的阴影如同大网铺向天边,尽管时局多变,西迁的浙大仍在坚持招收战争后方迫切希望求学的流亡学生。1940年,李树华通过了全国统考,进入浙大机械系就读。“那时条件艰苦,校舍是空置的文庙,校门就是庙宇的门面,却并没有影响它作为高等学府的庄严。我永远记得我入学那天走过狭窄的弄堂,看到文庙门边挂的牌子赫然书写着‘国立浙江大学’,那一刻我无比激动。”
  “文庙里有栋三层楼做宿舍,食堂是在院子空地上加盖的大概两三百平方的一个平房,摆了几十张桌子,所有师生都是站着吃饭。原本没有地方洗澡,就在文庙最后面养猪的地方装了几个水龙头,用冷水洗澡,四季如此。”“那时生活十分艰苦,日用非常紧缺。苏步青家门口有块荒地,他每天备课教课之余还亲自耕地种菜,有段时间我和同学常在周末去他家补习功课,每每见他浇水拔草,觉得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师干农活笨拙又可爱,想笑却不敢笑,恭敬向站在田间的他问好,他便洗净手上的泥土拿起书本给我们讲授微积分。”李树华回忆着名师不为人知的点滴。
  就是在那样艰苦的办学条件下,当年的遵义湄潭“三步一个学生,五步一个教授”,从大街到田间,从庙宇到茶馆,处处都能听见琅琅读书声。“我们当时学习的都是原版美国教材,课本、习题、试卷全部是英文的,老师上课时的板书也是英文。所以英文基础不好的同学非常痛苦,大家学得都非常用功,晚自习没有足够光线,大家就凑钱买灯油灯芯,学到深夜。”学习的艰苦深深烙印在李树华心头。
  李树华的英文基础算是相对不错的,但就算如此,专业课难度之高,考试之严,让很多同学都难以过关,第一学年下来,英语基础还不错的李树华仍然有一门课不及格。
  “课程要求之高既给我当头一棒,让我明白大学教育的高深,又催我更加努力学习英文,因为只有学好英文我才能读懂学透当时最先进的知识。”自此李树华天天读英文书报,苦学苦练英文。当时有位教德文的德国老师,由于不会汉语上课常常难以跟学生顺畅沟通,李树华就勇敢的给德文老师当翻译,他用英语跟德语老师交流,将德文翻译成汉语解释给同学。诸如此类的实践大大提升了他的英文听说能力,给他日后的学习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就在这苦学的一年里,李树华见证了世界著名科学家、英国学者李约瑟来到湄潭考察。李约瑟在英国《自然周刊》发表文章写到:在重庆与贵阳之间一个叫遵义湄潭的小城里,可以找到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李约瑟甚至把当时的浙江大学与他的母校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其为“东方剑桥”。那种自豪之情鞭策着年轻的李树华,他跟他的同学们都有着同一种心情,前方正在激战,他们在后方苦读方不辜负这样珍贵的求学机会。
  1945年,日本宣布投降,李树华在此时毕业。离开遵义的那天,来自五湖四海的同学在校门口拥抱道别,“那一刻正好夕阳如火,目送同学远去时,竟有种战场上掩护战友撤离的感觉。”浙大西迁,辗转八年,被誉为“文军长征”,而李树华和他的同学们的人生征程才刚刚开始,每个人心中都铭记着竺可桢校长那两句话:“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做什么样的人?年轻的李树华在辗转崎岖的山路上,在紧紧抓着货物捆绳的思索中,已在心中了然。
  
  世路险峻,专业是他一生的执着
  
  八年抗战结束,后方很多机关、大学、人员选择回到北京、上海、华东、华南……那些当时为避战祸不得不离开的地方。李树华随转移的人潮一路向东,一路拦车搭车,坐在高耸的货车顶端,辗转九天才回到萍乡老家。离家八年,父母苍老了,留在家乡的旧友经过岁月的摧磨变得成熟甚至沧桑了。
  “你知道你想做什么样的人,但是你要去做什么、如何做,这是摆在眼前最现实的问题。”虽然手中握着文凭拥有专业知识,但是面对战后一片萧索的国家,没有家庭背景贵人扶持,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谈何容易。李树华跟几个同学商量,有人说南京工作机会一定多,有人想暂不面对现实继续读书深造,有人计划去香港、台湾、甚至更遥远的大洋彼岸……每个人都在做选择,选择的依据就是对各自人生模糊的定位。李树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他来到了杭州,母校向他伸出了援手,很快他就拿着学校开的介绍信,进入上海铁路局杭州分局金华机车机务段做了一名实习生。他工作努力,专业精湛,实习期满就担任技术室副主任,一年后又因为工作成绩出色调到杭州分局工作。
  看起来人生就这样走入轨道,如他每天设计维护的机车一般,平稳幸福的驶向静好的未来。
  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战事激烈,消耗巨大。很快,铁路系统便进行了动员,前线战局需要大量物资,全赖铁路运输,美军日日袭扰机车损坏无数,急需技术人员前往丹东支援……
  这时李树华的爱人刚刚怀孕,他给孩子取名“小杭”,因为他爱杭州,这里有母校,给了他人生一切理想希望的地方。也正是母校的教诲,决定他无法在这样的时刻贪恋儿女情长逃避退缩。
  他怀着不舍和决心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作为主任工程师,与杭州分局的一百多名同事组成了“援朝机务段”,在丹东鸭绿江边的战场边缘开始了艰苦的工作。
  李树华经历过抗战,但一路避难到相对安宁的后方,还幸运的读完了大学,从没像现在这样离战场如此之近。战斗机每天在鸭绿江对面的上空盘旋,他们只要在白日里走出山洞,就有可能成为机枪扫射的目标。“我们只能晚上不眠不休的工作,白天躲在山洞里休息,颠倒的作息和机群的轰鸣让我无法入睡,我满脑子想到的竟是小时在励志社学游泳,大学时满黑板的英文版书,艰深却尖端的美国教材,是它们强壮了我的身体和头脑。而那天我又领悟到,真实的人性有无尽的可能,它可以强大你,也可以消灭你。”
  巨大的工作量挑战着他的体能极限,对妻儿的思念更是啃噬着他的心,他不敢表达,怕暴露软弱,更怕在那样恶劣的坏境下影响同事的情绪,尽管他知道每个人都在心里默默坚持,日日置身群山大江环抱之间,仿佛与世隔绝,夜间雪地里工作,双脚都要被冻掉了,吸进肺里的每一口空气中仿佛都带着碎雪。“哪有什么精神去想未来,挺住意味着一切。”他的意志力经受着最残酷的锤炼。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这次的胜利在举国人民心中意义非凡,因为我们战胜的是强大的美国。回到杭州后,工会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掌声、红花、赞美、荣誉铺天盖地而来。很多人说,你们是功臣,可以靠着功劳簿过一生了。但李树华没有居功自傲,他又回到他工程师的角色中,过起了淡泊规律的生活。
  他心志清明:“我为一场胜利做出过自己的贡献,我很骄傲,但我不能把外界的反响投射成真正的自我。这个世界不能只按照强弱黑白划分,它不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你把它扳倒,不代表另一面不再存在。我们学习它,抑或打败它,都是为了强大我们自己,这二者我都体验过了,我得到了自我的提升,我要继续向前。”他辗转调任大连、大同、常州,因为工作需要直到68岁才退休,之后又因德高望重先后被上海、深圳几家中外大公司高薪求聘,他见证了浦东的崛起,深圳的春天,他走过这许多地方,却一直没有离开过机车机械。谈到专业他总是情深:“我特别热爱我的专业,我的同学们都是,我们那一代人好像对物事都很执着,也许是因为匮乏,所以更懂珍贵。”
  他翻阅机械系1945届同学通讯录给我看,他的同学们年龄从1917年跨越到1925年,居住地遍布世界各地,四散天涯。很多人的名字右上方印刷了小圆圈,还有更多用各色的笔补签的小圆圈,他用轻得仿佛只是给自己听的声音说:“那些人都不在了。”但伤感只是一瞬,他接着恢复惯常乐观的语调:“我们这些人大部分都是世俗意义上的平凡人,但我们所有人的一生都不平庸。”我看着他,理解了“有的笑容背后是咬紧牙关的灵魂”。
  
  快意人生,歌唱是他一生的挚爱
  
  浙大学子从不只会苦读,更富有生活的情趣和广博的热爱,这是在浙大西迁时期就有的渊源。
  在江西宜山时期,学校物质条件差,当时没有唱片,音乐教师王政声无可奈何,只好向竺校长反映,竺校长遂将私人带出的十余张唱片捐赠学校,让音乐教师可以以此开出音乐欣赏课。
  学校迁黔,1942年沈思岩先生来校后,旋即开出声乐课,从此,同学们开始正确理解和逐步掌握发声原理、共鸣原理和发声方法,逐渐从实践中走上正确的歌唱轨道。除声乐课外,沈先生还组建歌咏队,挑选少数人进行个别练声,培养各声部骨干,个别练声一般一周一次,常常是到石家堡沈先生家中跟琴练习,同学练习晚了还在沈先生家吃便饭。
  李树华就是浙大歌咏队的一名男高音。那时歌咏队常在课余时间排演抗站歌曲,《长城谣》、《救国军歌》、《保卫祖国》、《松花江上》、《游击队歌》等一系列歌曲都是他们的日常曲目,他们以此向群众宣传,声援抗战。那时的遵义,除了浙大,所有学校都没有音乐老师,浙大歌咏队成员就义务担任各学校的音乐老师。因为这些义务音乐老师,在举国战火弥漫的岁月,在遵义,孩子们的世界里还有歌声。
  “那时姚文琴就在遵义师范学校当音乐老师。”他说的姚文琴便是我们浙大如今响当当的“文琴艺术团”创始人,她同丈夫汤永谦先生都是浙大西迁时期的学生,后来他们事业成功仍情系母校,一生为母校捐资巨数。2006年文琴艺术团应邀赴联合国演出,姚文琴女士还登台领唱浙江大学校歌,把母校的风采推向世界的舞台。
  校歌就是他们西迁时期的歌,创作始于1938年,由国学大师马一浮作词,1941年由应尚能教授谱曲。竺可桢校长一直担心文言歌词长且艰深,会有碍推广传唱,当时的浙大歌咏队员们时常排练,竺校长本人也在大会上为学生讲解校歌,就这样一代代传唱下来,经过时间的洗礼,浙大校歌如今成为最有历史感的校歌,唱出了国之重器的内涵与典雅。
  李树华回忆道:“竺校长把学唱校歌列为大一新生始业教育的一部分,由歌咏队员教唱,通过唱校歌增强浙大同学的凝聚力。”歌唱跟专业一起,相伴了李树华一生。李树华退休后定居上海,参与组织两个中文合唱团、三个英文合唱团,每天下午都去一个合唱团参加排练,一周五天忙碌程度甚至远超工作时。他乐于给予,在公寓楼下办英语角,教附近的居民说英语唱英语歌。他从不懈怠,充实自己,帮助别人,生命之轮从不止息,愈加鲜活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