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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大与北大的历史情结

作者:杨达寿

历史是一位公正的长者。只要你真诚地用心去倾听,昨天曾经发生的人与事,它都会细细地向你如实诉说——

就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历史而言,西周时已有太学之名,公元前124年,设五经博士。自魏晋至明清时,或设太学,或设国子监,名称不一,但都为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至近现代,被世人公认的我国4所高等学府为: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创办于1895年的天津西学学堂(天津大学的前身)和创办于1896年的南洋公学(交通大学的前身),廖寿丰、林启创办于1897年的求是书院(浙江大学的前身),1898年光绪皇帝令建的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的前身)。那末,浙江大学及其前身和北京大学及其前身有着何等密切的渊源关系呢?现就在浙江大学学习或任教任职过的“浙大人”在北大及其前身办学史上所作的贡献作一简述:

培养和调任6位校长

浙大及其前身给北大及其前身培养和调任有6位校长:

第一位校长是劳乃宣,字季瑄,于1843年生于浙江桐乡,1875年中进士。

1898年12月,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下令在京建立大学堂,第一期招生近百人,多为官员,毕业后分配在国家有关行政部门工作。京师大学堂创办后,继承了国子监的部分职能,管辖全国各省学堂。因此,它既是中国的高等学府,又是最高的教育行政机关,其首任管学大臣是吏部尚书孙家鼐。

自1879年起,劳乃宣在河北临榆等多地任知县。1901年在上海主持南洋公学。1901年10月至1903年6月先后任浙大前身浙江求是大学堂、浙江大学堂总理(校长)。1911年到南京任江宁提学使,同年11月被清廷命授京师大学堂总监督(校长),后又兼任光绪真妃的教师和学部副大臣,力主文字简化改革,与赵竺园在京设简字研究会,成为中国汉语拼音史上正确解决方言与共同语关系问题的第一人。1912年5月,德国学者卫礼贤于青岛办礼贤书院,创尊孔文社招他主其事,相与研究中国经史、礼制等学术。

第二位校长是何燏时,字燮侯,浙江诸暨人。

北洋政府掌权后,教育总长蔡元培于1912年3月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总监,同年5月,京师大学堂更名为北京大学校,但此名未被人叫开,数月后冠名为国立北京大学(简称北大),由严复任北大首任校长。1912年10月,严复辞职离京,由章士钊接任,章因事未到职,由马良代任校长。同年11月,马良因校事难平辞职,由何燏时继任改北大名之后的第三任校长。

何燏时是求是书院首届内院生。他于1898年和陈榥等4人,受政府公派首开留学日本之先河。1902年,他考入东京帝国大学采矿冶金系,1905年获工学学士学位。1906年回国后,任浙江矿务局技正,同年调北京任学部专门司主事兼京师大学堂教习,不久,任工科监督(相当于工学院院长)兼新校舍建筑主任。因他为大学堂初创及教学立下汗马功劳,熟悉大学教育事务,于1912年11月接任马良校务,成为北大百年办学史上由浙大前身校友长校之第二人。

第三位校长陈大齐,字百年,浙江海盐人。1901年,陈大齐进入浙大前身浙江求是大学堂学习,1903年夏赴日留学,1912年获东京帝国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同年回国后,任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校校长。1913年春调北京,次年任国立北京大学教授,讲授心理学、哲学概论等课。1921年秋,陈大齐赴德国柏林大学研究西洋哲学,翌年冬回北大,任哲学系系主任。1927年任北大教务长。1929年初,为免“复校”学潮,改北大校名为国立北平大学北大学院(对外仍称国立北京大学),由陈大齐任院长。同年8月,北大学院恢复国立北京大学原名。1929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任命蔡元培为北大校长,未到任前由陈大齐代校长,直至1930年12月蒋梦麟接任北大校长为止。

陈大齐在北大任教、任职长达16年,特别在北大师生和北平各校师生一起反对“合并改组”的“复校运动”时,主持北大校务,为培养人才、稳定教学秩序及学校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第四位校长蒋梦麟,字兆贤,浙江余姚人。他于1902年考入浙江大学前身浙江高等学堂读书,1904年进入上海南洋公学,1908年自费赴美留学,于1917年6月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回国。他先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

1919年5月4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分赃”的“巴黎和会”上,日本无理接管战败国德国在我国山东的全部特权,因而引起国人的极大不满,北京各大专院校师生3000余人举行“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抗议示威大游行,遭到北洋军警的镇压。蔡元培得知多个学生被捕消息后,不顾自身安危,愿以“自己一身为学生抵罪”而积极营救保释学生。当日晚,北洋军阀政府召开会议,提出“解散北京大学,撤免蔡元培校长职务”的动议。为了保全北大,保护学生,蔡元培决定离职出走,并呈文辞职。在师生及社会各界“挽蔡”运动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电请南下杭州的蔡元培复职。与此同时,众多的“劝驾”代表先后到杭请蔡继续执长北大。这样,蔡元培答应回北大,但因身负小恙,先委托得意弟子蒋梦麟进京代长北大校务。7月23日,蒋梦麟应委到职。同年9月20日,蔡元培回到北大视事,蒋梦麟被校长聘为教育系教授兼总务长。

1923年1月,又因北京政府逮捕在北大兼职的财政总长罗文干等事,蔡元培又愤而提出辞职,北大校务之重担再次落在蒋梦麟的身上。同年7月20日,蔡元培离职赴欧。1923年12月27日,教育部正式任命蒋梦麟为北大代理校长。这一代理校长之期长达四五年,为20世纪20年代北大办学史的辉煌一页作出重大贡献,被师生们誉为“北大功臣”,而他却自谦为“北大功狗”。

1927年6月至1928年10月,蒋梦麟被任命为国立第三中山大学校长及改名后的浙江大学的校长。1930年12月至1945年6月,他又受命担任北京大学校长,成为接任北大代理校长和校长任期最长的一位“浙大人”。

第五位校长是马寅初,于1882年出生于浙江嵊州市。1905年考入北平大学,1907年获北平政府官费留学美国,先后获耶鲁大学经济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和博士学位。1915年,他抱着富国强民的心愿回到祖国的怀抱,先在财政部供职。1916年应蔡元培之聘到北大经济系任教授。1919年被教授会推选为北大第一任教务长。1927年离北大来浙江任政府委员等职。1929年任南京中央政府立法院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并在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兼主任。1932年任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并主持研究工作。1936年5月,应竺可桢校长之请,来浙大作题为《中国金融问题》等两次讲演。1940年,因他痛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罪行被捕而软禁于贵州息烽军统集中营,后转上饶集中营,1942年才被释放。1948年深秋一个夜晚,浙大学生自治会为马老举办营火晚会,他发表了以《条条道路通向共产主义》为题的演讲。1949年6月,因竺可桢离职,浙江省人民政府任命马寅初为浙江大学校长兼校务委员会主任。1951年5月,马寅初被调任北京大学校长。1957年,他发表《新人口论》,受到无理的批评,并于1960年3月被迫辞去北大校长职务。1979年,《新人口论》得到人们的公认,同年9月,党中央批准北大为马老平反的报告,并由教育部任命马寅初为北大名誉校长。

马寅初校长实事求是,疾恶如仇,办事认真,身体力行,深受浙大和北大师生的尊崇和爱戴,成为两校办学史上专业和管理双辉的富有个性的一位校长,是弘扬浙大倡导的求是精神的光辉典范,其高尚品格、伟大形象亦长留两校师生的心中!

第六位校长是吴震春,字雷川,浙江余杭人。他于1898年中进士,任翰林院编修。1906年至1910年任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堂总监督(校长)。他秉承林启倡导的求是校风,制定“自治自觉”的教育方针,使监督、教师和学生处于和谐的教学氛围中。如就任后第一届毕业生举行“送别餐”,他到师生各席去敬酒,令师生感动不已,一时传为佳话。1926年,吴雷川调任燕京大学任教授、副校长,1929年升任校长。他继承、弘扬与“嫁接”母校的求是精神,给燕大题写“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9个字为校训,并给全校师生作校训的解释性演讲,给师生以极大的震憾。1941年12月,燕大被日寇查封,日伪阴谋利用吴校长声望,强请出任伪职。他秉承母校的求是精神,严辞拒绝,并将所藏典籍悉数捐赠北海公园内之松坡图书馆。他移居馆内,以书字为生,清苦自持,直至谢世。吴雷川是两大办学史上弘扬求是精神的光辉典范。1952年院系调整时,燕大文、法、理学院并入北大,自此燕大停办。因此,吴雷川也是北大办学史上浙大调任的“半个校长”吧。

传播与“嫁接”求是校风

浙江大学从其前身求是书院起,书院创办人林启就倡导“为人群服务为己任”的艰苦朴素的校风,并百十年经久不衰。竺可桢到浙大不久,在对《新生谈话会训辞》中说:“浙大的精神可以‘诚’、‘勤’两字表示”,“学生不浮夸,做事很勤恳,在社会上声誉亦很好。”为了继承和弘扬这种优良传统,一代又一代校长,一代又一代求是学人,自觉奉行与弘扬求是校风,竺可桢更是身体力行,并于1938年在广西宜山定“求是”为校训。1939年,竺可桢作了题为《求是精神与牺牲精神》的演讲,后又作《科学之方法与精神》的专论。在这些精辟的论述中,他解释道:“求是”就是实事求是,就是探求真理,“求是”精神就是奋斗精神、牺牲精神、革命精神、科学精神。他认为,求是的路径,中庸说得最好,就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多少年来,竺可桢概括与弘扬的“求是”校风早被“浙大人”向世界传播开去,有的还“嫁接”到自己掌管的领地,形成一种新的风气。如上述的6位求是学人和校友,都受到过母校“求是”校风的熏陶,其心灵深处都不同程度地闪烁着求是精神的光芒。下面仅举两例:

在何燏时执长北大校务时,权贵子弟学生的种种恶习仍严重影响教学水平的提高。他学习与发扬母校的求是校风,不怕保守与权贵势力的掣肘,刻意改革,整顿秩序,严格规章,从而使学校走上正轨。为提高本科生的素质,他学习林启招生中坚持“择优录取”的原则,不怕预科生的围攻胁迫,规定预科生也要经考试合格才能升入本科。为了解决师生的宿舍,他请求政府恢复建筑工程,他苦心经营而竣工的新校舍却被袁世凯政府划拨陆军讲武堂用,加上新任教育总长汪大燮为减教育经费,不顾师生反对,想将北大并入天津北洋大学。对于这些原则问题,何燏时坚持“求是”,不怕丢官,据理力争,终于保住了北大。但他已感身心疲惫,灰心失望,于1914年初辞职离任。

蒋梦麟是一位实绩丰硕的著名教育家。在北大长校期间,他秉承母校的“求是”精神,提出“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16字方针。他把竺可桢解释的“求是”途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作为北大的校训。抗日战争打响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南迁长沙,共同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临时大学迁往昆明,改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蒋梦麟明察时势,适时提出“刚毅坚卓”的校训,以维系中华高等教育的命脉。从这两个校训的精神内核来看,就是求是精神“嫁接”北大办学史上的成果。

求是书院及改名后的浙江高等学堂学生,在林启倡导的求是校风影响下,积极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如课余组织“读书会”和“励志社”,开辟书报阅览室,传播中外先进学术思想,普及民权思想;积极参加“白话报”运动和“护路拒款”运动,抵制英国借款修筑苏杭甬铁路等,使学校成为杭州暨浙江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的重要基地。这些爱国民主革命思想通过“求是学人”(包括几位创校初期的校长、文科和工科学长及有关浙大前身的教师)传播开去,带进了北大,对北大的爱国民主运动无形中产生一些影响。如:1917年任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是求是书院学生。他在五四运动中高举“科学”和“民主”两面大旗,使运动由初期“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政治运动,逐渐向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发展。这场运动首先在北京爆发,很快波及杭州,浙大工学院和农学院前身的浙江中等工业学堂、浙江中等农业学堂师生立即响应游行示威,逐渐形成一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队伍。此后在“九一八”日寇入侵、“一二九”运动和抗日战争期间的“倒孔”运动中,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北大(西南联大)和浙大学生都坚持求是精神,走在运动的前面,形成南北呼应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1947年10月29日,浙大学生于子三被害,把“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推向高潮,北大师生也积极声援浙大师生的斗争。由于两校师生坚持求是精神,爱国民主运动旗帜鲜明,始终站在全国高校的前列,因此被人称誉北大为北方的“民主堡垒”,称誉浙大为南方的“民主堡垒”。

培养和支援一批名师

竺可桢在1936年4月25日第一次对浙大学生作了题为《大学教育之主要方针》的讲话,他指出:“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自浙大前身求是书院林启始,就十分重视教习人才的选聘。在几任校长的苦心经营下,求是书院及改名后的学校都有一支教习阵容强大的队伍。除前述提及的校长、学长都是学者名师外,浙大及其前身还给北大支援与培养了一批名师。如,我国早期新诗倡导者之一、著名书法家、教授治校的最早提出人沈尹默,曾在浙大前身浙江高等学校任教,受聘北大教授后,倡议教授治校,积极组织评议会,为蔡元培所采纳。他在任北平大学校长期间,积极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又如求是书院国文教习马叙伦,曾三度在北大任教。1915年春,袁世凯复辟帝制,马叙伦愤然辞职以示抗议,一时有“挂冠教授”之称。“五四”运动爆发,北京大学成立“教职员会”,北京市中等学校以上成立“教职员联合会”,马叙伦任两会书记、主席,大力支持学生爱国民主运动。解放后,他曾任教育部部长等职。又如求是书院学生、德国柏林大学理学博士夏元瑮,我国早期著名物理学家,中国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第一人,1917年在北大任理科学长,后任北大物理系系主任,曾任大夏大学理学院院长。还有浙大初创时期学生许寿裳、邵振青(飘萍)、黄郛、潘渊、何炳松等,都曾到北大任教任职。特别值得铭记的是邵飘萍,在蔡元培支持下,他除在北大讲授新闻学等课外,还成立了新闻学研究会。那时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听了邵飘萍讲课后说:“……邵飘萍对我帮助很大。他是新闻学会讲师,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一个具有热烈理想和优良品质的人。”在邵飘萍新闻思想启迪下,促使毛泽东回到湖南后创办了《湘江评论》。邵飘萍不愧为北大以至全国新闻教育的开拓者。又如著名函数论学家程民德院士,1935年考入浙大数学系后,先后获数学学士和硕士学位,1949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9月起在北大数学系任教授、系副主任,数学研究所所长等职,是我国图像图形学的奠基者之一。著名高分子化学家冯新德院士,1944年浙大化工系获得硕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48年获美国诺脱丹大学博士学位。1952年院系调整后去北大化学系任教授。1958年在北大建立我国第一个高分子教研室,任室主任,是我国高分子学科奠基人之一。还有在浙大求学或任教过的向达、胡济民、胡宁、吴学蔺、谢义炳院士,等等,后来调任北大任教任职,为北大之崛起作出重要贡献。

创设和发展物理学科

1916年底,蔡元培出任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提出“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允许和鼓励不同学派的发展。在蔡元培改革思想指导下,大大促进了北大学术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的繁荣,其时学校里各种学术、政治团体的成立,学术刊物、校园刊物层出不穷,学生思想活跃,学术风气大浓,师生们热心于开拓与创造。在蔡元培“网罗众家”时,求是书院高材生、留德理学博士夏元瑮应聘去北大任教,并得到校长的重用。1917年北大设立数学、物理、化学和国学等4个研究所,委任夏元瑮为理科学长,并首先介绍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文化教育界产生深远的影响。自此,也拉开了“浙大人”为北大物理学科创设与发展而尽心尽力的序幕。

新中国成立后,原国民党政府办的高等学校由中央人民政府接收,并由政务院进行教育体制改革。当时全国公私立高校只有205所,在校生11.7万人,专任教师1.6万人。由于学校规模小,系科设置不合理,远不能适应国民经济建设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工程类、师范类的系科毕业生更是急需,加上高校布局不合理,师资力量和办学设施比较分散,不利于大量招生。为此,1951年5月政务院决定适当地、有步骤地充实与调整原有高校的院系。在调整中,确定北京大学为综合性大学,浙江大学为多科性工业高等院校。因此,原为综合大学的浙大就有不少系科调整到其他高校去。1934级浙大物理系学生胡宁,1943年获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博士学位后,于1950年底回国任北大教授,成了物理系继续发展的中坚。1955年,胡宁成了北大第一批29位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之一。1951年11月,浙大的物理等学科部分教师并入北京大学,更壮大了物理系的队伍。1955年,浙大副教务长、物理系教授胡济民调到北京主持筹建我国第一个专门培养原子能科技人才的“物理研究室”,任室主任。后来该室改为北大技术物理系,胡济民任该系系主任至1986年止。1980年,他当选为中科院院士。1955年,浙大物理系教授吴季兰调入北大物理研究室,曾任技术物理系辐射化学教研室主任、系副主任和校务委员会副主任。1956年,王文清调北大技术物理系,后任该系核燃料化学与物理化学教研室主任。以上人员为北大物理学科的发展及技术物理学科的创建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业绩定载入北大的史册。

“北大人”对浙大的重要贡献

翻开浙大的百十年历史,也闪烁着北大求学或任教任职过的“北大人”的光辉业绩。因未作深入的研究,仅举数例如下:

胡仁源,字次珊,1883年生于浙江湖州。1902年中举人。早年肄业京师大学堂,后毕业于日本仙台高等学校和英国台尔模大学。曾任京师大学堂文科学长,1913年任北京大学预科学长和工科学长,1914年1月任北京大学校长,至1918年离职。1924年任北京交通大学教务长、校长。1926年3月起任北洋政府教育部总长,同年5月由求是书院毕业生黄郛接任。后胡仁源到浙大工学院任教授。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浙江绍兴人。1907年赴德国莱比锡大学研读哲学、心理学、美术史等。1921年法国里昂大学、美国纽约大学分别授予他文学和法学博士荣誉学位。1912年1月就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1927年任大学院院长,同年7月,任浙大前身第三中山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因此,他与浙大也有一点历史渊源关系。1928年辞去各行政职务,专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长,兼任交通大学等多所高校校长、北平图书馆馆长等职。

航空工程学家梁守槃院士,1916年4月生于福州。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39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硕士学位。1940年任西南联大副教授,1945年来浙大任教授,航空系系主任。1952年院系调整去军事工程学院任教授。1956年起任第五研究院某所所长、第三分院副院长等多个职务。

此外,还有我国最后一位国学大师、史学家钱穆、微生物和分子遗传学家沈善炯院士,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院士等。这些老一辈的“北大人”都为浙大的建设与发展默默地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7年,浙大率先恢复理科,北大数学力学系学习或任教过的人员开始向浙大流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浙大逐步向综合化办学模式的方向迈进,北大的文理、地质等学科人员多有流向求是园,后来有些人员成了教授、博导,有的还登上系主任、研究所所长的领导岗位。1998年,四校合并后,更增加不少老中青的“北大人”,其中包括两度去北大进修的浙大党委副书记庞学铨,还有副校长胡建淼也去北大进修过,等等。这些老新“北大人”,都受到过北大优良校风的熏陶,与母校北大多有情结,为浙大的改革与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历史清晰地告诉我们,院系调整前,老一辈的“浙大人”更多地向北大流动;而浙大恢复理科后,特别是走综合大学模式以来,改变“人才的流向”,有更多的“北大人”来到求是园。但不管人才如何流向,浙大与北大多有历史的情结。而今,两校都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大步迈进,更有互相支持、携手共进的浓浓情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