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竺可桢校长为浙江大学发展的六大贡献——纪念竺可桢诞辰120周年

作者:王剑如(1964届机械)

在阅读了《西迁浙大》、《名流浙大》等书籍,观看了《文军西征》10集电视连续集后,不由得对竺可桢校长的伟岸形象,肃然起敬,并由此广泛阅读描述,回忆竺校长的文字资料,领悟并归纳出竺校长在执掌浙江大学13年中,为浙江大学的发展作出主要的六大贡献。

刚毅不屈、艰苦创业,在西迁中使浙大崛起壮大

1937年11月当日寇侵略军逼近杭州之际,为抗日爱国、救亡图存,保留和培养一批科学文化精英,竺可桢毅然选择举校西迁,为此沿途所遭遇到的是:

1. 师生员工及家属近千人的大部队,带着仪器设备图书2000多箱,四次迁移,跨越七省,行程2600多公里,历时2年3个月,于1940年1月到达贵州的遵义、湄潭,才相对稳定地办学。

2. 经历兵荒马乱,饥寒交迫的风餐露宿、日晒雨淋的长途跋涉、虫咬蚊叮的疟疾肆行,不断空袭乃至在广西宜山校区被炸,校舍及衣物大损。

3. 资金极其短缺,生活及其困苦,1944年在贵州独山失守后,还受到国民党当局下令“解散浙大”的威胁。

在这样艰险、艰难、艰辛、艰苦的条件环境中,竺可桢昂首挺胸四处奔波,殚精竭虑、日夜操劳,甚至忍受1938年在江西泰和丧妻失子的巨大悲痛,以高风亮节、庄敬自强、聪慧豁达、廉洁自律的人格魅力与领导才能,促使浙大崛起壮大,应验了湄潭文庙前高大红墙上镌刻着“国立浙江大学”6个醒目大字、两侧墙顶上标竖着“顶天立地、继往开来”豪言壮语,表现在:

1. 学校规模:西迁前3个学院16个系,到回杭州时发展到7个学院25个系;

2. 教授人数:西迁前教授70余名,1946年东归杭州市增至201名;

3. 在校学生:西迁前前600余名,1946年东归杭州时达到2000余名人;

4. 图书设备:西迁时只迁出图书2万册,有限的仪器设备,1946年东归杭州时图书不下5万册,仪器3万多件,机器700件,标本1.2万件;

5. 开辟分校:1939年6月创立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吸纳战时东南各省中急待升学的优秀青年学生,从1939年到1946年7年中,培养出1000多名大学生;

6. 办学水平:由地方性大学的基础,跃为1944年英国驻华科学考察团团长李约瑟博士,评价浙江大学是“中国最好的四所大学之一”,并赞誉为“东方剑桥”。

躬体力行、推进科学文明办学宗旨,振兴浙大

竺可桢既发扬中国传统教育精华,又吸取西方教育思想精髓,着力革除弊政,精心塑造浙大,使浙大办学风气焕然一新。

竺可桢入长浙江大学发表“大学教育主要方针”就职演讲中,明确指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宣称要“不断培养出博学敦行的学者”。因而招贤纳士,精选教授,汇聚了众多颇具真才实学、思想活跃,又富于社会责任感的名家大师,为教授治校而身体力行,并在学校推行“导师制”。同时,竺可桢还把学校办成不受外界干预,不受政治势力控制,实行校长与教师、职工分权民主管理模式,推行这种办学宗旨,其目标是培育出“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为此,每年在新生座谈会上,竺校长都要提“两个问题”,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要做什么样的人?竺校长在诠释言浅意深的“两个问题”时谆谆教导:“诸位求学,应不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人生的目的是在服务,而不在享受”。竺校长的两问和诠释,使聆听过的浙大学子刻骨铭心,成为座右铭。原江西省人大常委、机械工程专家曾庆和学长,2007年85岁高龄时,写给母校的赠言是:“1939—1943年泛泰和、宜山、青岩、遵义,竺校长教了我:怎样做人,怎样为社会服务”。像曾庆和学长这样德才兼备的浙大学子,比比皆是。

竺可桢还高瞻远瞩:“大学因为包涵万流,所以成其为大。”为实现这个无所不包,竺校长把浙大由文理、工、农3个学院16个系,扩展到文、理、工、农、法、医、师范7个学院25个学系,基本涵盖了当时社会急需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才。同时,精打细算节省行政费用等开支,确保每年有20%至少15%的学校运转经费用于购买支撑教学的图书、仪器、设备,使学校藏书增至11万册,并修复大学分路,使浙大师生方便到浙江图书馆博览群书,竺可桢希望学生掌握的知识博大精深,希望涌现较多的知识广博的“通才”。

上述办学理念和方法,在竺可桢主持的13年中,浙江大学培育出一批又一批博学敦行的人才,诸如李政道、钱人元、程开甲、胡济民、谷超豪、薄冰等一大批能担当重任,转移国运的“求是”学子。

创立“求是精神”成为浙大的传家宝

国有国风,校有校训。竺可桢倡立“求是”校训并升华成“求是精神”,贯穿了竺校长所确立的“大学最大的目标是在蕲求真理”的哲学思想,主张“以真理为信念、以天下为己任”,因此只认真理、是非,而不问利害,不为名利所动,不屈服于政治压力。

求是精神影响深远,流泽无穷。一批又一批浙大学子坚持“求是”的品格与情操,一代又一代浙大学子传承发扬“求是精神”,也正是“求是精神”所衍生的求是情缘,凝聚了几十万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校友为服务母校,报效祖国,在默默地出力作奉献。

率先垂范、大兴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竺可桢校长非但学贯中西,治学严谨,更是在地理学、气象学、物候学及自然科学史等领域都有开创性研究,作出重大贡献,特别在食不饱、居不安、极其艰困的西迁办学时,提倡学术自由,率先垂范进行科学研究。

1941年在浙大学术刊物《思想与时代》第一期上,竺可桢发表《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中阐明“(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问是非,不计利害。(二)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三)专心一致,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应该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丝毫不能苟且”,这篇论文对浙大的师生乃至全国的科学家都是极大的触动和促进。竺校长一直鼓励教授搞科研出成果,勉励学生认真做实验,获得知识的真谛。1944年竺可桢发表《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重大科研成果,带动浙大教授身居偏僻山村,克服经费拮据,设备简陋,信息阻滞,空袭骚扰等等困难,进行科学研究,硕果累累。1944年,中国科学年会在湄潭浙大召开,宣读论文39篇。1945年中国物理学年会贵州区年会先后四次在湄潭浙大召开,宣读论文50余篇。可谓文风之盛,光照中华。

英国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到遵义、湄潭二次考察浙江大学,为浙大的学风、科研之风、科研成果所倾倒,带走了不少他看中的研究论文,仅贝时璋教授就交给他5篇。

由于,浙大科研不断、弦歌不缀,涌现一批出类拔萃优秀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中,有50余位院士于鼎盛年华时在浙大工作或学习过。

倡导大学为社会服务 开创办学新特色

历来都是社会为大学服务,但竺可桢开创大学为社会服务的先河,早在1937年11月浙大决定搬迁时,竺校长就提出要搬迁到那些从来没有过大学的城镇,以至僻静的乡村,能使大学教育更加贴近社会现实,激发师生为社会、为民众办实事、办好事,竺校长的良苦用心,晓之以理后,广大师生,尤其是教授们赞同竺校长的倡议并付诸行动。

1938年2月到9月,浙大迁到江西泰和县上田村,在这里逗留7个月中,浙大为当地修建了防洪大堤,开设了水运码头(泰和人称浙大码头),在沙村办农业示范垦殖场,开垦荒地600多亩,使苏、浙、皖流离失所的140多名难民生活有着落、农垦有推进。还在上田村开办澄江学校,接纳当地儿童上学。

1940年西迁遵义、湄潭,在遵义团溪测量到含量高的锰矿,奠定了日后规模开采的基础。在湄潭,浙大与当地政府共建湄江大桥,建立实验农场,教会农民精耕细作,培育水稻、小麦、油菜等农作物的新品种并推广、开发出可与龙井茶媲美的“湄红茶”等等。

如此种种为社会服务的成果,有力地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也充实与提高了自身的学科水平,培育了浙大师生心系民众,服务民众的观念。今天,浙大发扬光大了这个办学特色,在全国首创设置地方合作处等机构,在全国各地为实施为民服务的各类项目不遗余力,成果斐然。

爱生如子 建立“民主堡垒”

竺可桢在浙大的年代是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的年代,竺可桢教育学生要“刻苦砥砺、精研科学”更要求学生应积极负起救国的责任,勉励学生立身报国“以天下为己任”。为此,他不顾个人安危,大力支持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

1942年1月16日,浙大学生在遵义发起“倒孔”(孔祥熙)游行,为保护学生安全,竺可桢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迫使荷枪实弹的军警不敢贸然动武。由此,竺可桢遭到当局的非难。但竺可桢不屈服于白色恐怖的强大压力,多次千方百计营救遭逮捕迫害的师生。

当时浙大学生爱国热情高涨,学生运动迭起,更是创办了自由发表政见的《生活壁报》,相当活跃。因学校里的民主空气大大超越许多大学,被学界誉为“民主堡垒”。

以后又在1945年3月5日,轰动大后方的“费巩失踪案”(费巩为浙大非国民党员的训导长)和1947年10月29日,进步学生于子三被害事件中,竺可桢都以惊人的胆略和策略,仗义执言,戳穿阴谋,给世人留下难以忘怀的影响。正因为竺可桢一贯尊师重教、爱生如子,1949年在60岁生日之时,浙大学生献给竺可桢一面锦旗,上书“浙大保姆”。

岁月又流转一甲子,浙大师生时刻不忘竺校长,以无比崇敬的心情,用最贴切的词藻,赞颂竺校长对浙江大学的杰出贡献,道出肺腑之言,中科院院士、著名数学家苏步青曾说:“竺可桢先生真可与蔡元培先生相比,两人都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伟大的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著名遗传学家谈家桢更加感慨:“晚清以来,在我国近代教育史上大力提倡科学精神,办理大学教育影响深远,成绩卓著的当推蔡元培先生和竺可桢先生”,学长吕荣山(1943化学)写了:“教泽流芳,竺校长已成为中国教育界永远值得学习的光辉典范,堪称一代宗师”。校友雷颐简明精辟地写着:“校长当如竺可桢”。